为了实现无讼的目标，在司法审判中对当事人以及普通民众施行道德教化就成为中国传统司法的一项基本原则。

一个是派驻机构和中纪委职能部门，特别是第一到第四纪检监察室之间的关系。［4］孟新生对于派驻机构统一管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五个方面的发展趋势。

我们要不断创新监督的方式方法，提高监督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提升对关键领域和重要环节的监督成效，充分利用信息网络技术扩大社会监督。派驻机构真的能够对驻在部门的党政一把手进行有效监督吗？由于其地位的特殊性，派驻机构在行使预防职能，推进制度建设方面应该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然而，由于上级纪委的领导力度往往没有驻在部门党组的领导力度大，在不少部门实际变成了以驻在部门党组领导为主的局面。向党政机关和国有企业派驻纪检监察部门和人员是中国共产党在反腐倡廉实践中的重要探索和制度创新。在监管型政府建设的大背景下，过去一些年不断有学者呼吁在纪检监察机关中也实行垂直管理。

然而，我们现在对派驻制度的研究还远远不够。一是纪检监察机关并不只有反腐败一项职能，还包括党的其它纪律和党风政风的其它方面。而当汉族政权处于弱势或者未能成为统一中国的中央王朝时，往往通过强调华夷之辨来力图整合政治力量，另外一方面也在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争夺中央王朝正朔的斗争中维护自己统治的正统性。

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六国，并进行了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的一体化整合努力，废除分封制、建立郡县制的直接管理模式也有力的加强了对多民族统一王朝的控制，在使得大一统的政治理念成为现实操作的可能，也使中国境内各民族从此视统一为正常状态、分裂为非常状态成为一种共同的心理认知基础。[7] 许倬云：《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上海文艺出版社，第1-2页。[49] 戴小明：《中国民族区域自治的宪政分析》，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4页。大一统，意味着受命于天的天子只有一个，也意味着中央王朝正朔的唯一性，所以无论是汉族建立的区域性政权，还是少数民族建立的地方政权，都以统一天下为己任。

大一统本是公羊学中的一个核心概念，简而言之即是以一统为大。及至清代，采取满蒙联合的国策，将昔日长城内外的烽火号角转变为远赴恰克图的商道。

而从上面《公羊传》中对于华夷的描述也可发现，即使在一向被认为是强调夷夏大防的先秦儒家心目中，华夷的评判标准也不是人种，而是文化。[30]可参见陈寅恪先生的出色研究，见《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陈寅恪集)》，三联书店2001年版。[52] 如陈寅恪先生对于唐代政治制度混合性及唐政治、文化受少数民族文化影响等的分析，见《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陈寅恪集)》，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版。[5]正因为如此，费孝通先生大气磅礴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演说的开篇，即从地理因素开始讲起，中华民族的家园坐落在亚洲东部，西起帕米尔高原，东到太平洋西岸诸岛，北有广漠，东南是海，西南是山的这一片广阔的大陆上。

因此，在天下体系中，基于不同生产方式、风俗习惯而产生的所谓华夷之辨并非是一种种族意义上的绝对区分，更多的是一种文化意义上的界分，且这种界分是可变的。其济、洛、河、颍之间乎。[56] 于逢春：华夷演变与大一统思想框架的构筑：《史记》有关论述为中心，《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7年第2期，第21页。[3]因此，对于这个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过程与原因探析，也自然成为中外学者所共同关注的一个历史、政治、文化命题，并给出了各种角度的解说，相关成果也颇为丰硕。

公元前221年，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大一统王朝秦建立，其对于中国政治发展的作用，用当时群臣用来赞颂统一六国、建立秦王朝的秦始皇的话来说，就是昔者五帝地方千里，其外侯服夷服，诸侯或朝与否，天子不能制，今陛下兴义兵，诛残贼，平定天下，海内为郡县，法令为一统，至上古以来未尝有也，五帝所不及[48]，所以，秦朝的建立，也是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统一国家发展的重要标志。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15]但与中原的华夏族一起，均属于天子的子民，即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如王珂所指出的，由于身处于这片半封闭的独特的地理空间中，在古老的中华先民们的宇宙观众，整个宇宙被想象成为一个天圆地方的构造，即所谓天似穹庐、笼盖四野，世界万物包括人类社会都被笼罩在这个同一性、唯一性的天的下方。但上述文化都身处一个整体性的半封闭的地理空间，因此很难像欧洲一样大规模地与外部其他地区进行交流，而是更多的在在自己内部环境中自我调节，独立发展，进而也日益增强了各地域、各民族之间的相互交流、依赖与融合，中华文化也由此既能始终呈现各个地区的地方性特色，同时又能在小异之上颇见大同。

[11] 赵云田：《中国边疆民族管理机构沿革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64页。西有虞、虢、晋、隗、霍、杨、魏、芮。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原因的探究而言，上述分析无疑注定是不周延的，但无论如何，中国作为一个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漫长演进历程，以及中国各族人民几千年来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史，是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而周以西陲小邦代商，虽然有纣王无道而伐之，周系受天命的所谓以德配天的政治合法性论证。其二是和春秋时期中原诸侯国旨在以尊王攘夷口号区分敌友、争夺霸主的一种特定的政治实践。这部分的内容也直接关系到本书的主题----多民族大国的近代转型与国家建构之历史根基，所以还是需要花费一定笔墨予以交代。

[20] 见《国语·十六》中对洛邑被戎国包围情况的描述：王室将卑，戎狄必昌，不可偪也。[39] 实际上，各诸侯国为了加强自己的竞争实力也纷纷改革原有的政治制度而采取了更具集权色彩的社会资源汲取机制，以在政治、军事竞争中不落下风，即当时各诸侯国的变法，最典型的即是秦国的商鞅变法。

[49]秦王朝在中央设立典属国、典客等职处理少数民族事务，在地方边疆多民族地区根据具体情况或是设立群、县以加强直接统治，或是设立道即凡县主蛮夷曰道，[50]或者在边疆少数民族臣服中央统治的基础上赋予其具体管理权即属邦。[5] 其实，在生产力已高度发达、某种程度上似乎可以突破地理空间而自由交通的今天，人类同样无法完全摆脱地理空间的拘束。

同样，由于同处于天下体系之中，所以统一是常态，割据是非常态，无论是哪个民族出身的政治精英，都以认同中华、统一天下为己任，即大一统。如汉时设立的西域都护府，是汉朝治理西域的最高军政机构，在加强西域与内地交流、巩固汉朝在西部边疆统治起到了重要作用。

[32] 《清世宗实录》卷一百三十，雍正十一年四月己卯。大一统   如果按照费孝通先生关于中华民族发展史中自在时期、自觉时期的划分，那么，中华民族在近代面对西方列强所形成的自觉意识无疑是建立在中华民族五千年漫长的自在时期的基础上的。同时，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26]，夷狄之人是可以接受圣人创制的礼乐教化的，[27]对于夷狄之人，要用礼乐文明去教化他们，从而使他们成为华夏文明中的一员，此即儒家学说中的以夷变夏。这片大陆四周有自然屏障，内部有结构完整的体系，形成一个地理单元。

可以说，这种独特的天下体系观，正是中华先民们在一个半封闭的独特地理环境下对民族分布和民族关系的认识反映。北有卫、燕、狄、鲜虞、潞、洛、泉、徐、蒲。

[55] 杨念群：我看大一统历史观，《读书》，2009年第4期。所谓地缘政治、历史的地理枢纽，也正是由此而来。

犹中国之有籍贯，且舜为东夷之人。而中原政权为加强军事力量所必须的精良马匹则主要来自北方地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茶马互市实际上也是由此而来。

[2] [日]王柯：《民族与国家：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思想系谱》，冯谊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2页。关于西晋时期少数民族政治人物的国家认同和大一统观的具体分析，可参见彭丰文《西晋时期国家认同研究》中的具体研究，民族出版社2009年版。这个多个民族组成的政治共同体即统一王朝之所以没有四分五裂，或者即使短期内产生分裂但终归回复统一，甚至同一时间段内不同民族建立的区域性政权也均以恢复统一为其核心政治志业，则在于中国政治、法律思想史上影响深远的大一统理念。儒家虽然有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和内诸夏而外夷狄的说法，即区分华夏与夷狄，但另外一方面，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中国入夷狄，则夷狄之，即夷狄与中国的界分并非不可通约。

西周初期，通过分封制的方式使得天下体系进一步成为政治现实，周王对诸侯国的权力也进一步加强。所以，即使是高调标榜本政权为胡人政权、确立羯胡所谓国人地位的石赵政权中，其统治者石勒晚年的一大憾事即是吴蜀未平，书轨不一,司马家犹不绝于丹阳，恐后之人将以吾为不应符箓，每一思之，不觉见于形色[42]。

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如隋炀帝、唐太宗都曾被少数民族的首领尊称为天可汗，隋唐的政治制度也有非常明显的融合南北朝时期不同民族政治文化的特质。

[10] 李学勤：《古本竹书纪年与夏代史》，《华夏文明》，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辑第159页。曾何损于圣德乎，[32]以此来说明华夷之辨的相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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