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政治宣示性保障，一般都含有权利内容和国家义务 两方面内容，而在具体表述上，都采用国家保护、国家培养、国家帮助、国家发展、国家创造……的条件等用语。

但是，对于不同意更新的少数权利人，强制其同意更新并要求其共同承担更新后果，涉及对民事财产权的强制处分。保障公民的居住权益并实现居者有屋住，当系责任政府的应有功用。

因之，拟订具有指导性、整体性与法规地位的更新计划，应依据与此相关的城市重大发展计划、未来城市的发展趋势、发展愿景、世界上其他先进城市的发展潮流等，广泛吸纳公众参与以听取各方意见，如社会公众、相关组织和专家、学者等，并赋予法定地位。当前我国地方城市更新立法或规范性文件存在结构性缺陷，同时公共利益原则缺位。在上述规范性文件和地方政府规章所建立的框架下，在具体操作环节中，还存在补办土地征收手续，补办供地手续，补办农业用地转建设用地手续，土地出让收益分成激励方面的特殊规定。进入专题： 城市更新 立法问题 。【注释】 [1] Imrie, Rob, London's regeneration, London: Routledg,2009. [2]彭伟、朱琳：《走出衰败社区——城市更新的历史与现状》，载《公共艺术》2013年第6期。

这使得土地性质变更、用途转变和规划调整后所产生的增值收益与原土地权利人无关，因而原土地权利人对城市更新和土地再开发通常缺乏积极性。再如广州旧村庄改造形成的猎德模式中，政府和开发商不直接参与拆迁，由村集体经济组织负责拆迁工作，并拟定拆迁补偿安置方案，通过村民代表会议表决通过。由于《公约》没有国际上的个人申诉程序，国家的司法补救办法对其中某些权利的实施便愈发重要。

规定受教育权为基本权利的国家主要是那些倡导平等价值的社会法治国家及社会主义国家的宪法和诸多国际人权规范，如联合国大会于1966年通过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13条第2款的规定。《意大利宪法》第33条第2款规定：共和国颁布教育方面的一般规范，并设立各种与各级国立学校。受教育权与生存权密切相关，在韩国、日本等国甚至被视为生存权的组成要素，是保障公民在现代社会中正常、体面地生存的权利，是公民在受教育方面作出或不作出一定行为的许可和自由，并可要求国家或他人为其受教育作出或不作出一定行为、并履行一定义务的权利，是公民其他社会权利的基础和前提。早期各国一般都持否定说，认为受教育权条款科处立法者的是纯粹的政治上、道德上的义务，而非法律上的义务，故公民不能据此享有具体的请求权。

在民事纠纷中往往只能以赔偿结案，受教育权无法得到充分的保护，如开除在籍大学生仅以赔偿是无法弥补学生由于受教育权的侵害而带来的损失的，而且如果当事人以受教育权受到侵害为由提起民事诉讼往往被法院以不属于受案范围为由从而不予受理或驳回起诉。国务院、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和各级政府教育行政部门保障公民受教育权的手段和方式，是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制定相关的行政法规和规章、发布行政措施决定，举办各类学校或对各类学校予以资助，保护社会其他组织的办学权，裁判教育领域相关纠纷等。

在现代社会，教育既是公民个人人格形成和发展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手段，也是培育作为民主政治具体承担者的健全公民的重要途径。[16]众所周知，对于基本权利的保障大致可分为绝对保障和相对保障两种模式，我国基本上可以归结为后者。对中央政府的政策和法规违背《义务教育法》的，应当进行司法审查于是，宪法层面的第一个问题便应运而生：少数民族受教育权是否有必要在修宪过程中明确列入宪法第二章，从而成为已列举权呢？笔者认为，目前尚不需要如此，原因有二。

一是贯彻义务教育制度的方面，以《义务教育法》为核心，对义务教育的主要制度和重要事项作了框架性的规定，构成了少数民族义务教育实现的制度基础。可见，影响间接保障模式现实效果的关键，在于宪法权利向法律权利的充分转化。但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由于在制定的过程中，行政政策较之行政法规更为便捷，因此国务院往往具有一种选择行政政策作为施政途径的潜在倾向。另外，相关政策的具体实施程序也至关重要。

1992年国家教委颁布的《全国民族教育发展与改革指导纲要》（试行）也对此做了类似规定。对于这一点可以分别从两个维度进行衡量。

[⑥]关于宪法未列举权的相关问题，可参见王广辉：论宪法未列举权利。而司法权对少数民族受教育权保护制度的勃兴，又在很大程度上仰仗于立法（实体法和程序法）的完善。

可以预计，缺少行政诉讼的加入，少数民族受教育权的保护的目标将难以实现。更重要的在于，由于基础教育的长期滞后，少数民族群众的文化水平普遍不高，拥有正规大学学历和高学历的少数民族群众更是少之又少，这种对于学历种类和高低的歧视，便影响了少数民族群众的正常就业，从而反过来阻碍少数民族受教育权的保护与实现。技术和职业教育应普遍设立。参见郑毅：浅析宪法对公民基本权利保护之完善——从界定准违宪责任的视角，载《法制与社会》2007年第8期。二是认为民族关系错综复杂，变化繁复，相比较法律而言，更适宜采用政策性手段加以调整。在地方财政捉襟见肘的情况下，国家的教育类补贴也就显得杯水车薪。

所谓政法并立，是指政策手段和法律手段并用。可以说，实施民族区域自治的少庶民去权利保障和散杂居少数民族权益的权利保障是发展我国少数民族权利保障的飞天两翼，两者各有侧重，不可偏废。

另一方面，地域经济的落后导致人民收入有限，客观上也严重阻碍了少数民族受教育权的保障与实现。一是非民族自治地方对于保护少数民族受教育权的规定，主要是通过规章的方式予以实现。

[13]因此，可以预见的是，在保障少数民族受教育权的过程中，势必会遇到来自于传统习惯法的重重阻力，如何妥善协调个中关系，是亟待进一步研究的。我国对于民族工作的规制长期以来是按照政策手段为主、法律手段为辅的思路展开的，这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契合了对民族工作灵活性的要求，但也在另一方面造成了民族政策饱受变化过于频繁且权威性不足的困扰。

[13]罗爽、苏金燕：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受教育权利意识的现状、问题与对策，载《中国教师》，2009年3月。本章前文已经指出，我国对于宪法权利的保障采用间接保障模式，即通过宪法权利向法律权利的转化而实现保障效果。笔者在此无意对如何进行相关行政法规制定的问题作细化探讨，但是有一点需要特别提到，即作为中央人民政府，国务院既是行政法规制定的主体，又是行政政策制定的主体。这与依法行政的理念是格格不入的。

[18]这部分内容参见陆平辉：散居少数民族权益保障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09-312页。但是，尚有部分自治区没有关于民族教育的单行条例，这无疑是需要填补的空白所在。

[20]目前，全国性的民族大学共有6所，地方性的民族学院还有更多。[36]第二，恶劣的自然条件对少数民族受教育权的影响。

（二）宪法第八十九条规定的国务院行政管理职权的事项。根据最近的报道，由于就业压力空前巨大，社会上更是弥漫着一种毕业即失业的悲观论调，直接导致今年高考报名人数大幅下滑，许多应届高中毕业生放弃高考而另求生路，其中以西部地区尤为严重。

第二，通过设立教育资金，播出教育专款扶持少数民族的教育。或许许多人认为这并不是一个问题，因为行政法规的权威性、稳定性与行政政策的灵活性、时效性各有利弊，完全可以依照实际情况作出适当的选择。[45]参见孙百才、张善鑫：我国发展少数民族教育的重大举措与主要经验，载《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1月。从广义上讲，受教育权包括公民向国家提出要求请求国家提供受教育机会的请求权，还包括公民按其能力平等地接受教育的平等权。

（一）我国少数民族受教育权法律保护制度自身的完善 1、少数民族受教育权法律意识的进化 在谈到某一法律制度的完善的时候，法律意识的进化与变革往往被人们所忽略。此外，笔者认为，少数民族教育资金缺口也可以通过吸收民间资本甚至境外资本的方式来补足。

[27]这一点在《教育法》中也有较为明确的规定，该法第81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侵犯教师、受教育者、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失、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民族自治地方纷纷通过自治条例、单行条例的形式对相关问题作了规制，而非民族自治地方的省、直辖市也在其制定的保障散居少数民族权益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中涵盖了相关内容。

（三）现行保护少数民族受教育权法律制度的不足 探讨少数民族受教育权保护法律制度的完善和发展，其前提是明确现有制度的不足。[③]事实上，在许多西方国家，义务教育制度都有着较为悠久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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